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我说不行，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当时我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两句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报上也登了，有的还说，既然莎翁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就在中英双方在驻军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方面却出了一个严重的纰漏：某位中国领导人对于当时的谈判内容并不了解，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是否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回答得模棱两可。第二天香港各大报刊头版头条都对此加以报道：中央某领导人认为香港不必驻军。一时之间形成了“中国已经让步”的舆论。

周南：小平听到以后非常生气。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按照惯例是代表团坐下来以后，在宾主寒暄之际拍两张照片，然后请媒体退场，大家开始进行会谈。那天记者们正在往外撤的时候，小平突然把他们叫住，说“先不要走，回来”。那些人都回来了，他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

鲁平：他当着香港记者的面就说，驻军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体现主权。

周南：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要紧急会见。他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主任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我说：“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我把他打发走了，此后就不提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时浮出水面：如何保证“九七”前的平稳过渡。邓小平提出要设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常驻香港，来贯彻实施中英协议的有关条款，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英方的竭力反对。

周南：柯利达的回忆录里讲，一看这个议程的内容他吓了一跳，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人有这么一手，然后就极力地抗拒、不赞成、反对，提出的理由各种各样。

首先，英方认为在1997年办理政权交接之前，没有什么“过渡时期”可言；其次，他们认为两个国家都有大使馆和外交部，可以通过彼此沟通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英方甚至提出，联合机构常驻香港可能会成为港督府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心，影响英方对香港的日常管理工作。

谈判一时陷入停滞。不得已，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问中国，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周南：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同时也得考虑如何打破僵局。我就在我们团里提了一下，说是不是可以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采取一些灵活的做法，比如名字不叫委员会，改叫小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听起来不那么吓人。

不仅更换了名称，周南还提议联络机构进驻香港的时间也可以商量，在原则问题之外，中国愿意做出让步，以此显示谈判的诚意。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之后，周南邀请杰弗里·豪和柯利达共进午餐。

周南：对这段经历，这两个人的回忆录里都有一段比较长的记载。柯利达说是本来刚下飞机不久，还在倒时差，一听说要吃饭、喝茅台，当时兴趣不大，但是一听我讲到这个提议，突然觉得猛醒。我说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让步，如果你们还不肯接受，那我们就撤回原案。他听得进去了，所以很紧张，立刻就清醒过来，马上吃饱饭跑到杰弗里·豪的房间里向他汇报。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说，他(柯利达)一张口，杰弗里·豪就制止他，说这个宾馆可能有窃听器，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时是7月中旬，热得很，钓鱼台的院子里也没有多少高树，他们找到一棵树，站在底下悄悄地商谈到底怎么办、如何应付。

据柯利达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底线，倾向于接受，只有港督尤德一个人反对。他们决定立即发报给撒切尔夫人，请她做出指示。撒切尔夫人第二天在回电中说：“我们只好同意。”

周南立刻将这一消息告知邓小平。

周南：小平同志连夜坐专列回到北京，找我去口头汇报，说听听我们到底是怎么谈、怎么解决的。我这么一说，他老人家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剩下都是小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