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破解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首先，重启多哈回合谈判。最大限度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维护我国及地区共同的核心利益，避免世界各国陷入贸易战、贬值战、政治战陷阱之中，在全球有效需求大幅萎缩的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要高度重视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尤其是欧美国家以减少碳排放为题，提出碳泄漏、碳关税、或过高的环境和排放标准，损害我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高度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反补贴、劳工标准、国有企业和竞争政策、主权财富基金等为由对我国设置新贸易障碍。

再次，要针锋相对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发达国家掌握多边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情况下，研究制定有利、有理、有节的应对预案和策略。

八、稳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首先，作为对冲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手段，我国应考虑在未来十年内分阶段建立对全球或地区开放的汇市、股市、期市、债市及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相关的金融和风险管理服务工具。这必然会涉及我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各自定位及分工合作关系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才、资本、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取决于金融市场深化、虚拟化和一体化程度，也取决于有效金融监管体系和机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也取决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和市场深化的综合能力，取决于其区域金融和实体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创造力，更取决于两岸及内地与港澳的金融竞争与合作所焕发出来的强大发展动力。由此可见，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要成为亚洲的华尔街都需要进行大的转型。最终的决定仍取决于市场的力量和全球投资者的认可。

其次，加快推进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和推广。由于人民币结算及国际化有利于抵补企业跨境交易的货币和金融风险，有利于降低国民跨境交易成本和风险，有利于提供跨境货币和金融交换便利和自由化，因此，应在试点基础上加快推行，包括扩大人民币结算的金额、地域和业务范围，尤其是通过香港、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培育人民币离岸业务和离岸市场。

再次，“十二五”时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风险防范的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和对外贸易差额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战略性调整，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竞争力、增强进口保障作用，既是重大机遇，也是严峻挑战。

九、对外贸易战略性调整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200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45.7%，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的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在满足基本需求、多样性需求和高端需求的不同生产和服务层次上明显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要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既要解决好劳动密集型中小出口企业、服务外包企业、传统跨境服务企业的发展问题，又要解决好人力资本密集型、物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问题。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和服务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创造农民工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由于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较小，出口导向的生产和服务企业主要设立在东部沿海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条件最好的地区或中小城市，如珠江口东岸、苏南、宁波、温州等地。

然而，日益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人才、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力资源需求主要是全球化和多层次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专才，其就业场所大多建立在国际大都市或中心城市的核心城区，并与子城市体系、周边城市形成梯次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联系。对外贸易下一步的发展，在空间上将遵循“地方不在大，集聚就行”，如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GDP的73.6%，人口的68.7%。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提出，世界是不平的，世界半数生产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美、日、欧的总人口不到10亿人，却集中了世界75%的财富。同样，运输和通讯科技革命降低运费的结果，进一步密切了核心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关系，而不是远距离区域的贸易关系。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贸易要更加重视解决商品和服务、资本和劳动、信息和观念跨区域流动的困难，消除对外贸易发展的各种流动性体制和其他障碍，促进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市场体制机制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