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马克思所说的“廉价政府”也应该科学分析。毫无疑问，作为公社的伟大首创，“廉价政府”是值得高度赞颂和仿效的。但对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论述，我们却不能完全照搬。就拿取消常备军和官吏来说，这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后完全可以做到，但在国家和阶级没有消亡之前，却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可以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存在短短72天就被反动势力扼杀，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工人阶级的常备军。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优于任何民兵。”列宁也明确指出:“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

另一方面，对“廉价政府”的建设也不能理解为其成本越低越好，而应当理解为发挥较高行政效率所支出的较低成本。实际上，盲目追求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都是不现实的，实践也证明是错误的。列宁领导的苏俄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根据郑异凡先生总结，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借鉴公社的经验采取的措施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取代议会制，废除警察、常备军队，用全民武装来代替，废除官吏，一切官员由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公务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组织‘廉价政府’等等。”

除了废除警察和常备军由于不现实而根本没有实施外，其他措施苏俄都曾努力作过尝试。尽管最初也曾取得一定成效，但很快就由于脱离实际而不得不改变，甚至取消。从机构设置来看，苏俄1918年宪法规定仅“设立十一个人民委员部”，机构确实是够精简了，但也带来了效率低下、高级领导干部普遍劳累过度、身体多病的问题，以致在列宁时期虽然要建设“廉价政府”，却也不得不逐渐扩大苏俄政府的规模。

可见，“廉价政府”的建设并不是成本越低越好，而应当是既能发挥出较高行政效率又能保证其较少费用的支出。

（刘文汇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