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2012年中超联赛第7轮比赛中，大连实德主场0比1不敌上海申花。随上海队采访的《新民晚报》女记者陶邢莹在微博中称，赛后采访过程中受到大连市足协秘书长郭军等人的阻挠，并且受到人身攻击，记者的采访器材被扣押，录像资料遭强行删除。陶邢莹称，她被掐脖子吊起来，拳打脚踢，脸被挥了一拳，踢了好几脚。目前，事件中遭到粗暴对待的上海记者情况均安好。（4月21日《东方网》）

从短道队云南打架到层出不穷的足坛群殴，在“力与丑”的交映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一次次被扭曲成“更凶、更狠、更暴力”的兽性展示。而这一次，当施暴者升级为足协官员时，除了震惊、愤怒，我们无话可说。

不可否认，从起源角度看，体育运动的确具有“野蛮性”，研究古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更是不难发现其浓厚的军事烙印。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现代体育就能够拥有文明之外的野蛮特权。恰恰相反，“野蛮体魄”只是手段，体育的真正目的在于“文明精神”。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受各种外力因素的影响，体育的文明性往往为暴力所遮蔽，体育的纯洁性也每每被各种功利目的所玷污。

具体而言，一方面，举国体制使得竞技体育由大众的娱乐项目异化为官员的政绩工程。于是为了争夺名利，教练欺负运动员、同行相互斗殴，甚至连身处“圈外”的观众、记者等也常遭殃及。此前的汪成荣“奖金风波”如此，这次的“殴打记者”事件亦然。这就解释了为何不少运动员退役后从此再不摸拍打球，有些甚至与教练、单位反目成仇。比如原长跑名将孙英杰，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怒斥当年的教练王德显“变态”。

另一方面，受到地域、种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体育比赛也经常成为歧视、冲突甚至暴力的生成地。以此次“殴打记者”事件为例，笔者注意到，事后不少当地网友不仅不对郭军等人的野蛮行为加以谴责，反而幸灾乐祸，发表各种充满地域歧视的言论。这些言论既玷污了现代体育所倡导的和平、友谊、进步的精神，也大大助长了社会的暴戾之气，应该引起社会的警惕和反思。

总而言之，尽管到目前为止，这起暴力事件的真实起因，当地足协官员为何攻击记者尚不清楚，但根据2009年修订后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因此，郭军等人必须公开道歉并接受问责。毕竟，体育的真正价值在于推动“野蛮的文明化”而非“文明的野蛮化”，正如“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说的那样：“体育就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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