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警方昨日在其官方微博通报称，巴西籍男子MOZER在东城海雅百货对出的红绿灯路口制止3名男子扒窃被殴打受伤，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案发次日晚上6时许在莞城帝王广场背后一间小店旁，将两名犯罪嫌疑人皮某(16岁)、艾某(18岁)抓获，另一犯罪嫌疑人在逃。目前两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侦查、追逃工作还在进一步进行中。并积极申报见义勇为。（5月7日 中新网）

“老外阻止扒窃被群殴”从国际友谊上看特别能引起民族情结，如网友评论的“有种的中国男人都去哪里了？”但这仅仅是道德质疑。东莞市的做法是在积极侦破案件并努力为巴西籍人士申报见义勇为，这样做无疑有着刻意抚平公众质疑的嫌疑。似乎申报见义勇为成功便为整个事件的性质翻过去，成为一场关乎正义的主旋律行为。但整个事件中，引起公众质疑和谴责的并不复杂，就在于两个点：一个身着“执法”制服人员的漠然；一个是周围人的漠然。

事后，警方公布说，身穿制服的两名执法队员是城管队员，不能管辖治安事件。从权责利上划分城管队员和治安管理人员的职责很简单，但在现实中，人们习惯的是“有了困难找警察”，尤其是遇见突发事件，在拨打110电话和现成的“执法”制服人员中抉择，有常理的人都会选择后者，但两名队员的反应却是“这不是职责管辖范围内的事情”。此时，城管队员不再踢皮球，也不再将那些模糊边缘的事件大包大揽，而是整理出一个明显清晰的范围。其实，这个职责范围原本就是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是什么大道理，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到底是要严守职责，还是见义勇为呢？即使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出发，两名城管队员也不能做出这样的反应，何况是国家公职人员？

周围人的漠然来源于公众对预期的判断，从南京的彭宇案、天津的许云鹤案看出，在法律的天平上，对于那些道德上占据优势的人做出的判决出现了有失公平的结果。所以，当出现佛山小悦悦事件的时候，尽管人们依旧谴责那些路人的淡漠，但却找寻不到淡漠的原因何在？社会风俗、社会风尚的形成不仅需要上层制度的支撑和鼓吹，更需要的是在基础层面上形成人人拥护或者人人自愿的局面，否则，依靠强制推行下去的风尚往往不会持久。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面对外籍人士阻止扒窃，众人的冷漠有着害怕自己生命权益受到侵害的担心，更有着来源自社会道德评价的支撑。公众的反应是社会心情最好的表达。

所以，尽管东莞警方在积极帮助巴西籍的男子申报见义勇为，但即使成功了也远非对公众道德质疑的公开回应。恰恰相反，这样的回应方式显然是避重就轻浮光掠影式的，因为其故意避开公众的道德质疑绕道进行并为不作为的行为寻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