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利川旅游“我靠重庆”的争议广告风波未平，其所在恩施市的景点旅游广告再度“出位”：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向媒体投诉称：“景区号称要为市民颁发‘凉民证’，创意居然是谐音于日军侵略时所发的‘良民证’，很伤感情！”对此，恩施旅游局表示，这一设计是广告代理公司所为，与旅游局无关。（7月11日《武汉晚报》）

如果说“我靠重庆”广告体现的还只是设计者粗鄙的思想、失范的措辞的话，那么“凉民证”刺痛的则是全体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历史伤疤。作为日军侵略时期对沦陷区老百姓进行殖民统治用的证件，良民证所包含的民族屈辱与悲怆，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应该被忘却，遑论拿来消费、广告了。考虑到中日间不断升级的钓鱼岛冲突，我不得不说，在这个时间点上推出这样的广告，设计者对历史的无知、对时事的冷感令人齿寒。

从黄山推出“鬼子进村”项目到黑龙江方正县为日本亡灵立碑，再到恩施派发10000本“凉民证”……当民族的屈辱、历史的伤痕屡屡成为个别地方吸引眼球、争夺旅客、牟利赚钱的“文化资源”与宣传噱头时，除了鞭挞斥责，我们也不得不反思，这背后是否还有更为深层次的缘由。

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应“归功于”我们的历史教育。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有言：“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相反，那种政治化、脸谱化的历史教育培养出的不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就是对历史缺乏敬畏、甚至卖历史之“笑”的市侩。很可惜，这正是当下中国式历史教育的真实写照。当被恶搞的《沙家浜》都能够正经八百地登上严肃文学刊物，派发“凉民证”似乎也有了某种“理论支撑”。

其次，这与目前相关法律的含混表述有关。《广告法》第七条只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淫秽、迷信、恐怖、暴力、丑恶的内容”，但对于“凉民证”这类卖历史之“笑”的做法是否应算“违背社会良好风尚”，能否被界定为“丑恶内容”则没有明确说明。这不仅不利于法院的依法裁量，也给当事人的申辩解释留下了不小的自由空间。

再次，有关部门的监管失职也难逃干系。恩施旅游局表示,今年并未推出任何关于“凉民证”的活动，这一设计是广告代理公司所为。问题是，对于这么一个“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广告，作为制作地的恩施市有关部门、投放地的武汉市相关机构难道真的可以听之任之吗？退一步讲，对于那些按照《广告法》需要提前进行审查的药品、医疗器械广告，有关部门难道就起到监管职责了吗？若是，那些虚假广告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纳凉是一种福利，但拒绝“凉民证”则是民众的权利，没有底线地打历史的“擦边球”，换来的一定不是滚滚客流，而是汹汹民愤。这一道理希望有关地方、企业及个人能够拎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