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其中包含教父母学会上网，每周给父母打电话。（8月14日《新京报》）

旧的二十四孝之所以能够在古代社会备受推崇，并成为评论孝道的首先依据和重要参考，就在于其内容和所宣扬的思想是与古代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完全合拍的。这些以故事的形式列举出来的孝行是一个标杆，是由传统道德维持着一个标杆。这些孝行对其他人没有强制性，但其所表现出的孝道思想却会通过当时的道德、法律对普通人产生很强的约束性。

旧的二十四孝已经走进了历史，其所反映出来的思想、理念、道德与今天的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但是，新的孝道标准并未在旧的标准消失之后建立起来，甚至，何为现代意义上的“孝”，也尚没有清晰而被广为接受的表述。

这个由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新版“24孝”行动标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向善之心，也看得到他们为了增进老年人福利、促进社会和谐和睦所做了努力。应该说，这二十四条所谓的新“24孝”行动标准，与现实生活联系得还是比较紧密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努力做到全部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相应的老年人的生活必然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也会更加融洽、和睦。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标准中的很多项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解决的，比如举办生日宴会、给父母买保险、带父母旅游、给父母零花钱等；有些则是需要双方都有一定的技术基础，比如教父母学会上网等。也有一些对时间的要求比较高，比如常回家看看。在人口流动性增大、越来越多的人与父母生活在不同城市的当下，常回家看看、“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等“准则”，对很多人来说，恐怕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所以，搞这么一个“标准”或“准则”的目的何在？或者说，为什么非要搞成“标准”或“准则”，而不是搞成一个“建议”？“准则”或“标准”意味着必须遵守或者若想成为被称为“孝”的人，就必须符合其要求。但问题在于，属于人群中个别极端者的不孝者大概全不符合，但即使是平常一般人所认为的“孝子”，也未必能够符合这么多“标准”。而且，为什么非要搞24条，而不是20条或30条？为什么搞一个“标准”却不征求一下公众的意见——如此一来既能引发广泛讨论，又能使结果获得公众认可？

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的很多部门，无论是有实权的，还是没有实权的，都喜欢动不动就搞个“准则”或“标准”，字里行间总是透着试图以此约束别人的冲动，令那些处于这些标准“管辖”范围的人很是苦恼。说到底，这是因为一些非实权部门也存在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总是抵制不住强烈的发号施令的冲动。这对于开展相关工作，是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