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社会治安，必要时使用武力，这是对警察职权的最简单描述，也符合大多数人的理解。至于什么是使用武力，在什么情形下使用武力，这些与警察执法权高度相关的问题，我们讨论的并不多，然而，最近，几起事件的接连发生，敲开了这一公共议题的大门。

这几起事件非常极端，不乏偶然性，连前因后果都未必相近相似，但一个共同的词语——枪支把它们串联到了一起。河南幼儿园枪支走火致多人受伤，云南罗平县民警击毙农民、事后亦释作擦枪走火，贵州三穗县警察打死发生口角的夫妻一方……警察不当使用枪支的事件接连曝光。

单就枪支使用问题来说，客观上，同类问题此前不是没有。然而，短时间、高频次，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心理层面带来的巨大冲击，褪去了独立事件的个例性，警察枪支管理、配备、使用的问题性凸显了出来。

集中于用枪安全，一些深层的探讨已经展开。从《刑法》、《枪支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概念界定，警方使用枪支的特定情形，到持枪执法的程序性要求，暴恐等明确例外款项的厘清，警察开枪权背后的不同层面，一一进入讨论范畴。

可以看到，舆论层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必须警惕因为处在特殊时期，就可以放开用枪、开枪管制约束的想法。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舆论将焦点聚集在用枪安全的同时，需要触及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事实上，用枪安全只是警察权的一部分。在我们讨论枪支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局限在枪支管理、使用本身，而是要放在整个警察权扩大的语境之下。必须承认，于公众而言，用枪安全既容易被直接感受，也可能给人造成最大伤害，作为警察权扩大的表现之一，我们最能够注意到，并且产生警惕的就是开枪权。然而，站在警察权的角度，开枪权其实是警察权扩大的一种极端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枪支管理、使用放松，本质在于警察权的扩张和如何约束。

如何行使警察权，使其在执法过程中，既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又不逾越权力边界，是法制社会的重要命题。而循着法治建设的轨道，不难发现，国内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明确警察执法权的范围，防止权力的滥用。具体到枪支安全层面，从枪支的配备到逐一列举的开枪情形，无不严格限定着权力合法、合理行使的范围。某种程度上，这其间存在一种权力与权利，制约与均衡的关系。现在的问题在于，当社会治安形势有了一定的变化，需要因应新的情况，增加警力配备，全面提升警力能力，以确保公共安全的时候，警察权随之扩大。权力能不能恪守边界，进而成为一个问题。

□ 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